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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兔子：早在三国时期就用兔毛制笔******

　　从“玉兔捣药”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兔子已经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中国古代，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2023年新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聊聊历史中的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兔鼠分道扬镳于6200万年前

　　《诗经》已记载兔肉食用方式

　　虽然在大众看来，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但吕鹏告诉记者，其实兔子跟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动物。”

　　而它们分道扬镳，是在6200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吕鹏告诉记者，家兔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在我国古代，野兔的利用价值主要是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头在四川人的美食版图上不可或缺，成都人称为兔脑壳，”吕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野兔的主要用途就是肉食来源。”据《诗经·小雅·瓠叶》中记载：“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描绘了西周时期普通人家将捕获的野兔通过炮、燔、炙等加工方式制作成美食待客的情形。所谓“炮”就是将带毛的动物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燔”指的是用火烤熟食物，而“炙”则是熏烤的意思。据《礼记》记载，正式的宴请当备“六牲”作为荤菜，即豕、牛、羊、鸡、鱼、雁，兔子并未列入其中。虽然只备了兔肉，但主人换了三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见其用心。

　　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孕妇不能食兔肉。东汉《论衡·命义篇》中有过记载：“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吕鹏解释道。除此之外，兔毛皮保暖性能好、不易缠结，可用以制裘，兔皮可以熬胶，兔毛还可以用来做兔毫毛笔。明代《齐民要术》中转录三国时期韦诞的《笔方》中有写“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可见用兔毛制笔的历史可以早到三国时期。

　　古人曾以活兔陪葬

　　新石器时代就有兔形玉器

　　在文物里，也有不少以兔为题材或者是兔子形象的文物。仅是故宫博物院，就有商代的玉兔、汉代的兔猴铜带钩、唐代的瓷兔、宋代的三彩剔划花兔纹枕、元代的白玉兔形佩、明代的双兔图页等藏品。

　　“按照文物材质来看，在玉石材质文物、陶质文物、青铜器和画像石中常见兔的形象。”吕鹏告诉记者。以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在此墓地M10中出土有玉兔饰1件，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

　　山西曲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兔作为尊的青铜器。兔头微伸，呈跃跃欲试状，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

　　而在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兔子，则可以代表世俗和神话中两种不同的“兔”形象。吕鹏说：“在画像的上侧，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只前肢扶臼，一只前肢握杵，似在捣药；在画像的下侧，厨房的房梁上悬挂着鱼、鸡、猪头、猪和兔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

　　“山东济南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是目前出土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存。”吕鹏说，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遗存共有110余具，动物种属包括绵羊、猪、狗、兔等4种。其中，兔有45只。

　　吕鹏告诉记者，在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该坑放置了两个兔笼。西侧木笼保存较好，长度1.8米，宽度0.47米，笼中发现多只完整兔骨，“根据笼中兔骨凌乱、笼外可能为外逃之兔的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9日 A12版)

加强儿童、老人等重点人群新冠科普知识宣传******

　　【抗疫中 我们众志成城62】

　　儿童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健康保障人群，但其自身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基础知识普遍掌握不足，应当如何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表示，这需要多部门、多渠道进行新冠科普知识宣传。一是在宣传对象方面，对儿童宣传防控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老师、家长及看护人的防控知识宣传；二是在宣传方式方面，采用儿歌、动画片和图书等儿童容易接受、感兴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三是在宣传内容方面，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内容要有针对性，采用相应年龄段儿童听得懂、看得懂的语言文字进行宣传；四是要通过走入课堂，采用老师讲解、做游戏、角色扮演等教育方式开展新冠防控知识科普。

　　常昭瑞指出，家长的言传身教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在提升儿童个人防护意识方面，一是家长要多教导孩子做好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二是家长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进家门时及时洗手，咳嗽的时候遮挡口鼻；三是要制定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等规则；四是要及时表扬鼓励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

　　老人同样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人群。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表示，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部分老年人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基本知识掌握还是有欠缺的，因此更需要多部门、多渠道进行科普知识宣教。

　　李燕明强调，在宣教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形式上，最好用农村老年人听得懂、容易接受的语言，多用图片，少用文字；二是内容上，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还要关注农村老年朋友日常生活中最关注的问题，让他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答案；三是在对象上，除了农村的老年人群外，还要注意让他周围的邻居、子女等同时了解新冠知识；四是在内容上，不仅要告诉老年人需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不能做什么。李燕明指出，广大乡村医生是农村防控的重点，也是农村防控的主力军，他们对农村人群日常基础疾病、基础状态非常了解，相信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指导。

　　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杨舒)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